June 21
-[痛快日记(1998)] 蔡康永 续
上学呛呛呛~别问“这有什么用?” -[痛快日记(1998)]
1
大学毕业时,爸说:“你一定要念一个硕士学位。不用念博士,可是硕士是一定要的。”
为什么“硕士是一定要的”?我没问。爸爸对我的要求非常少,所以一旦他开口了,我都很“上道”的照单全收,当然,也因为硕士大都很容易念,选个容易的科目,常常可以在九个月内就拿到硕士。
博士就麻烦得多,要是不幸遇上贪图廉价人工的指导教授,想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边帮忙,那一个博士学位耗掉你十年以上,也是常有的事。
所以我就很安然的接受了爸的指示。
“没问题,一个硕士。”我很有精神的覆诵一次,好像柜台后的日本料理师傅。
“而且要念一流的学校。”爸进行第二阶段的指示。
“没问题,一流学校。”师傅覆诵客人点的第二道菜。
我当然很同意“念一流学校”的想法。我在大学四年,整天听我有学问的好友阿笔,不断告诉我西方最厉害的几间大学,到底都厉害在什么地方:柏克莱待了多少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又完成了什么手术、德国的法学博士和美国的有何不同、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饭时要穿什么、康乃尔的研究生为什么自杀比例最高……聊的都是这一类的事情。
对于在台湾各种烂学校混了十几年的我们来说,没事就把这些知识神殿的名字,在牙齿之间盘弄一番,实在是个方便又悲伤的娱乐。
就像两个台湾的初中男生,翻看着“花花公子”杂志拉页上的金发兔女郎。夹杂着向往和民族的自卑。
2
爸对学位的指示,已经清楚收到。“一流学校、硕士就好”。
轮到我对爸开出条件了。
有风格的料理师傅,是不会任凭客人想点什么、就做什么的。客人可以要求吃生鱼片,可是有风格的师夫,会决定此刻最适合做生鱼片的,是哪一种鱼。也就是说,你点归你点,未必吃得到。
“爸,我只念我想念的东西喔。”
“可以,不要念太多就好。”
爽快。这是爸跟我随着岁月培养出来的默契。各取所需,互蒙其利。
不过,老实说,“我取我需”的状况,似乎比“爸取爸需”的状况,要多那么一两百次吧。
3
我想念的东西,对一般的台湾爸妈来说,似乎有点怪。
我想学“舞台剧”。
还好我爸不是“一般的台湾爸妈”。
从小到大,爸从来没问过我:“这有什么用?”
“这有什么用?”几乎是我们这个岛上,最受欢迎的一个问题。每个人都好像上好发条的娃娃,你只要拍他的后脑一下,他就理直气壮的问:“这有什么用?”
“我想学舞台剧。”“这有什么用?”
“我正在读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”“这有什么用?”
“我会弹巴哈了。”“这有什么用?”
“我会辨认楝树了。”“这有什么用?”
这是我最不习惯回答的问题,因为我没被我爸问过这个问题。
从小,我就眼睁睁看着爸妈做很多“一点用也没有”的事情。爸买回家里一件又一件动不动就摔破的瓷器水晶;妈叫裁缝来家里量制一件又一件繁复的旗袍;一桌又一桌吃完就没有的大菜;一圈又一圈堆倒又砌好的麻将,从来没有半个人会问:“这有什么用?”
“漂不漂亮?”“喜不喜欢?”“好不好吃?”这些才是整天会被问到的问题。
长大以后,越来越常被别人问:“这有什么用?”才忽然领悟很多人,是随着这个问题一起长大的。
我不大确定——这是不是值得庆幸的事。一直到,反复确认了“人生最重要的东西,其实都没有什么用”时,才觉得自己运气真好。
人生,并不是拿来用的。
爱情,光荣,正义,尊严,文明,这些一再在灰黯时刻拯救我、安慰我的力量,对很多人来讲“没有用”,我却坚持相信这才都是人生的珍宝,才禁得起反复追求。
上学呛呛呛~第一名VS.清一色 -[痛快日记(1998)]
考第一名,除了可以拿来换取“其它利益”之外,实在是很无聊的事情。
头一次考到第一名的时候,是在非常无知的小学一年级,完全搞不清楚“考试”是干什么用的。
就像小斑马或小野牛,被狮子老虎追着跑的时候,会本能的快跑,跑得快就活命,跑得慢就被吃掉,没有任何一只小动物会发神经,想去“跑第一名”这种无聊事。
长颈鹿不会比赛谁的“脖子第一名”,苍蝇不会比赛谁的“脚毛第一名”。
如果有动物拼了命的比力气、比爪子、比牙齿,是因为比赢了,可以做“老大”,可以享受供养和服侍。
第一名,要如何享受到“做老大”的乐趣呢?光靠成绩单,是没有用的。
要自力救济,把第一名落实为各种福利。
网球大赛的第一名,可以“落实”到电视广告里去,和世界最强的电池对打。钢琴大赛的第一名,可以“落实”去和世界各地文化中心的破烂钢琴搏斗。诺贝尔奖加冕的科学家,可以得到柏克莱加州大学校园的一个停车位。
体育选手能拍广告,音乐家能巡回表演,科学家能有车位停车,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福利,是靠“第一名”换来的果实。
换不到这些果实的话,所有的“第一名”都只能随着年华老去,渐渐变成教练、教师、教授……这没什么不好。只是必须一步一步领悟“第一名”的虚幻无聊罢了。
还好还好,我的第一个“第一名”,就非常的实惠。
小学一年级的我,放学踏入家门,正好欣逢盛会,美丽的妈妈,正跟一客厅穿旗袍的阿姨伯母们,进行“上麻将桌前的暖身活动——聊天”。
“回来了。来叫人——”妈妈指示。
我丝毫不需提示,依照每位阿姨伯母的脸部五官特征,一溜烟把招呼打完。
妈妈还想炫耀更多——
“这次考第几名啊?”妈妈问。
“喔,给你看。”我还不太记得住“第一名”这个东西,把成绩单交给妈妈。
“咦?第一名啊!”妈妈龙心大悦。
众位阿姨伯母,全部齐声欢呼、花容失色:“这么乖啊!第一名啊!”
以往这种景气,只有当桌上有哪位女士,神勇的胡下“清一色”时,才会引起的骚动。
我有时刚好“路过”麻将间,偶尔就会见识到娇呼与惊叹此起彼落的这种情景。
这下我有点开窍了——
原来,“第一名”是跟“清一色”威力相当的东西!
从此,我对“一”字建立了良好的印象。
更没有想到的,是阿姨伯母们,在听到“第一名”三个字以后的反应,竟然和听到“清一色”三个字一样——她们都开始付钱!
“考第一名啊!真乖!”我干妈首先发难,打开皮包,拿出一张大钞:
“来,给你红包。”
我不知道是福是祸,乖乖接住大钞。
“来来来,给红包,给红包……”当下一阵乱,喀喀咔咔、各式漆皮鳄鱼皮包的嘴巴大大张开,慧宝阿姨、翁妈妈、黄家阿姨……纷纷出手,大钞结成美丽队伍,逃离鳄鱼之口,飞向我的口袋。
也许是因为上海麻将和台湾麻将的规矩不同。台湾麻将,只有“肇事闯祸者”需要付钱,上海麻将呢,则“同桌者都要付钱”。
应该是基于这种“见者有份”的付钱精神,才造成了这样共襄盛举的场面吧?
或者,是女士们之间输人不输阵的“同侪压力”呢?
这样一次与“第一名”的邂逅,已经使我明瞭了这玩意儿的价值。在后来的人生里,我没有再被“第一名”三个字欺骗过,都得归功于这次的“利益输送”。
有人觉得过气明星拍卖奥斯卡奖座,是很落魄的事,令人感伤。我反倒觉得这是“觉悟者”该做的事呢。